搂定宝塔山

【中国故事】作者：肖云儒（文化学者、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30年前，1991年秋冬之交，为给6集电视文化片《长青的五月》撰写解说词，我和摄制组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西安采访了5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延安时期老文艺家和他们的家人。其中有30多位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场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延安文艺运动，我们因人而异提了数以百计的问题，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而给每一位被访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则是共同的：“当年，您是怎样去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资料图片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侵略者在撒播炸弹，独裁者在作务贫困，老百姓在浇灌血泪。然而这片苦难的土地收获的却是觉醒，却是奋起，却是对光明执着的义无反顾的向往，和切实的献身纾难的追求。1935年金秋，工农红军的镰刀斧头旗帜由南而北在中国的腹地画出一个力的弧度，最后插在了延河岸边的宝塔山上，无数渴望光明的心便朝着那个聚光点飞去。几年中，三四万名青年，包括上千名文艺青年，如浪如潮涌进了陕北如旋如律的峰峦沟壑。蹬皮鞋的、着布履的、穿军靴的、系草履的脚，年轻的脚，在苍凉萧索的黄土地上踏下富有弹性的印痕，扬起像安塞腰鼓队那样的烟尘。这足迹从多难的祖国四面八方向延安宝塔聚集，六七年后，又从延安宝塔向解放了的中国四面八方辐射。这七八年，何其短暂的历史瞬间。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代青年获得了崭新的自我。“延安，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革命的京城，它是流通鲜红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哪一颗火热的心不向往延安呢？水流万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作为延安人’是一种很大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欢乐的家啊。”这是老延安、散文家吴伯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从笔底淌出的心曲。早年写过《夜歌》《画梦录》的诗人何其芳，也许说得更为简洁：“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他们很少的几位，只能描绘他们最初的几步。李伯钊比红军长征还多走一年病倒后医生开的药方是“稀饭两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那天，79年前的5月23日，阳光西斜时分，摄影师吴印咸在会议室外的场子上，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机的快门，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格，一个永远鲜活着的回忆。这就是那张毛泽东与座谈会全体与会者的合影。如烟的岁月已经给这张照片染上了黄土的颜色。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归土地。但照片上，被一种新鲜的思想所活跃、所启动的青春面容，依然一个个清晰可辨。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音乐系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资料图片坐在毛泽东、朱德左边的女战士叫李伯钊，这位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的女性，1936年底随会师后的二、四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部队文艺家之一。通向延安的路，李伯钊一步一步走了整整两年，用脚板丈量了半个中国的3万里河山。她比主力红军多走了一年，多走了五六千里。1926年，14岁的李伯钊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由家乡四川来到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入狱、入党，随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2期394号学员。和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王明、蒋经国这些先后同学相比，她是活泼天真的小妹妹，因此有一个亲昵的俄文名字：戈丽。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她与杨尚昆相爱、结合。人生的清晨很是瑰丽。一年学成回国，来到江西苏区，参与组建了红军第一批文艺团体，创作了红军第一批戏剧和舞蹈作品，被《红色中华报》誉为“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李伯钊既创作又演出，和危拱之、刘月华一道，被称为苏区三大“赤色明星”。各地、各部队邀请他们的信函电报多得难以安排，以致不得不登报“告饶”，请求各地不要再函电频频，“以免干扰工作”和“浪费油电”。长征路上，李伯钊除了承担上级分配的各种工作，一直以宣传队员的身份活跃在万水千山。组建宣传队，创作、演出节目，穿梭往来于各部队。和陆定一合作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和《打骑兵舞》《红军舞》广泛流传，成为反映革命历史的重要艺术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改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不久，她和朱德一道被张国焘裹挟，离开了主力红军，离开了丈夫，再度南下川康，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泽之中。几次陷入泥淖难于拔身，虽被战友从死神手里拉出来，却眼看着许多同志没顶于草墩子下面的烂泥汤中。李伯钊坚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反对分裂主义，被张国焘当作中央红军的奸细，开除党籍。在监督审查的恶劣境遇中，仍然积极参与红军宣传工作，组建了四方面军剧社。直到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将她解救出来，又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艺训练班，并且带着他们三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李伯钊与丈夫杨尚昆。资料图片过度的疲劳和饥饿使她倒下了。著名的红军大夫傅连暲在诊断后给她开的药方旷古罕有，竟是“稀饭二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这样坚强的女性是可以惊倒世界的。而我们可以说，李伯钊用信念和意志，创造了世界文艺史上的奇迹。党中央在保安为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归来召开欢迎晚会。主持者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你吃苦了，受委屈了，不过终于胜利归来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揣着手里的红军帽。羊群从坡上漫下来，从身边暖暖走过去。晚会上，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徐特立用法语唱《马赛曲》，张闻天唱英文歌，叶剑英也来了段粤曲，以表示对二、四方面军的慰问。作为答谢，胜利归来的任弼时高唱了一首俄罗斯的《霹雳拍》，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雅西亚》舞。当大家为朱老总的精彩表演鼓掌时，老总从幕后拉出了李伯钊，说：“她才是我的师傅呀！”于是全场的热点转到李伯钊身上。她表演一个又一个红军的、苏军的、藏族的、苗族的舞蹈，倾吐回到党中央身边的欢乐。四个人用三国文字悄悄唱起《国际歌》丁玲每次都将暗夜的毒矢反弹回去几乎在这同时，丁玲也来到陕北。不过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她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一路搏杀着冲出来的。毛泽东和鲁迅，现代中国的两位伟大人物，在1930年代中期分别为丁玲写过两首诗词，记录了这位女性命运的转折。1931年，丁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丈夫胡也频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当局枪杀。妻子的回答是：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丁玲遭到敌人的秘密绑架，出狱后，人生的路又该怎么走？丁玲的回答是：找党，千方百计去陕北找党。暗夜每进逼一次，她便朝光明迈进一步。敌人射过来的枪弹，每次都被她反弹回去。听听这位对黑暗有痛切感受的女作家对友人的倾诉吧：“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无法向人民表明心意。”丁玲被绑架后，曾误传被害，整个进步社会的愤怒被点燃了。鲁迅极其悲愤地写下《悼丁君》一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何止是悼念一条生命？那心灵中的深广忧愤，不啻给死寂的社会奏响了一首哀乐。伊文思赠送给延安电影工作者的“埃姆”35MM摄影机。资料图片1936年9月，党中央同意丁玲去陕北。宋庆龄先生送来350元表示祝愿。到达西安后，组织上曾征询她能不能去法国，运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她谢绝了。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丁玲写道，“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投入到母亲的怀抱”。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国牙科医师家中，等候组织的决定。据丁玲的丈夫陈明向我们介绍，有天，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领着刚从陕北归来的斯诺来看望她。大家热切地听着斯诺讲述和毛泽东、朱德的会见，讲述那块宝塔红星照耀下的国土。四个人关上房门，用中、英、德三国文字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去陕北的路上，在洛川停了一天，要在这里下车，策马前行。丁玲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和女同伴学习骑马的要领。以土炕当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第二天，在别人的帮助下刚登上马背，稍一适应，便在陕北的长风流云追逐下，忍不住勒缰小跑起来。1936年10月，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毛泽东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个月后，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丁玲任总干事长。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要文武双全了。会后，丁玲即刻奔赴陇东前线。毛泽东特意写了一首《临江仙》，用电报发给她。词云：“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用一种全新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丁玲，也描绘了一个与鲁迅笔下那个“夜气如磐”的世界迥然相异的新天地。1985年4月，这位已经82岁的文坛前辈，在饱经沧桑之后，由笔者陪同经西安重返延安。时值清明，春风吹绿了延河两岸的宝塔山、清凉山。她在万佛洞感慨万端地吟道：“重上清凉山，酸甜苦辣咸。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听来浅白，却是何等的举重若轻。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胸襟。冼星海坐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车到达鲁艺桥儿沟窑洞里卷起黄河的怒涛“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1990年代初冬，在浙江医院的一个病房，冼星海夫人钱韵铃对我们说。窗外，初冬的西子湖雾色迷蒙，仍有绿意渗化在濡湿的空气中。“我们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结合的。”钱韵铃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送母亲去武汉时，参加了当地的海星歌咏队。1937年4月，冼星海到达武汉，参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进步文艺工作。他带领歌咏队在街头宣传，搞火炬游行，教民众唱抗日救亡歌曲。嗓子唱哑了，便用钢琴教。有次举行江心歌咏大会，星海站在船上通宵达旦地指挥。休息时，周恩来走过来与他握手，问：是冼先生吗？辛苦了。俩人现场促膝聊起天来。又有一次，周恩来问他，头发这么长了怎么不理？冼答：顾不上呀！周便找来理发员，指着星海说：看，我给你找了个多好的主顾。当时星海已经提出要去延安，但田汉不愿让这位合作者走，便又待了半年。到秋天，他接到朋友的来信和电报，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邀请他任教。他便找周恩来，要求北上。恩来说：延安很苦噢。星海说：不怕，再苦，也苦不过法国——在法国他几乎饿死，靠拉提琴沿街乞食。周恩来同意了，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手续。这时，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钱韵铃已经由相识到相爱，并在7月份订了婚。10月1号，两人摆脱特务的跟踪，在一个小站登上了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一路上日寇飞机追击轰炸，时走时停。有时还得下车疏散，星海便一手拉着钱韵铃，一手提着法国老师送给他的提琴，在山野间飞跑。到西安后，有人劝他俩不要去延安，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星海说，这里的抗日救亡歌咏队，都被国民党解散了，成了什么世界？我不是钱可以收买的。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俩化装成华侨夫妇，坐着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宝塔山下，受到沙可夫、吕骥、林默涵等人的迎接。1938年春天，冼星海去延安医院看望受伤的光未然（张光年）。据光未然后来在北京崇文门寓所给我们介绍，那次他是在山西受伤，部队用担架抬了700里来延安的。为了给他拍X光、做手术，延安局部停电。这两位多次合作词曲的老朋友，而今聚首在宝塔山下，都希望能够给延安献上一部新作品。光未然当时正在酝酿写作长诗《黄河》，便和星海商量，不如重新立意，改成大合唱歌词。三月末的一个晚上，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开始口授，友人笔录，五天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立即请来星海听朗诵。听完最后一句，星海忽地站起来，一把抓过稿纸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延安的春天，寒气袭人。冼星海在屋子里还穿着棉大衣、毡靴，腰里扎根皮带，心却在激昂的旋律中飞扬、燃烧。烟嘴断了，用毛笔杆代用。怀孕已经七个月的钱韵铃想办法搞来了一点肉，正在炉火上炖着。小方桌旁摆着一碟同志们送的白糖。星海一边吃一边写，一边写一边唱，不时用手打着节拍。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有时用提琴奏一段，有时就让妻子唱。第一曲写完，星海冲动地站起来吼着“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哈哈哈哈……”窑洞沉浸在一片昂奋的春意中。每天早晨，演剧三队来人取走新谱好的曲子。根据大家的意见，他曾将《黄河颂》《黄河怨》重写了一遍。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联合公演。李焕之、李鹰航、王元方这几位以后成为大音乐家的“鲁艺人”，都参加了演出。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二胡音箱以炮弹壳作原料。观众沸腾了。人群中的毛泽东连声道“好、好、好。”冼星海满脸泪光。两个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冼妮娜在诞生了大合唱的那个窑洞中诞生了。47次风险迭出的盘查艾青、张仃扑倒在黄土地上那天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北京站附近丰收胡同艾青的家。由于天冷，加之受过伤的手时感不适，82岁的艾青很少会客。夫人高瑛有些作难，我们也自感冒昧。不想艾老听说延安来了人，愿意立即就谈，要我们到里屋去。1940年，艾青应陶行知先生之邀，带着厚厚的一叠诗作，从湖南乡下来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同时写作、编辑《文艺阵地》，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经过郭沫若的介绍，他认识了周恩来，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有次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地提到“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希望能够到“山那边去”。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各种麻烦，艾青让妻子和几位八路军家属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先走一步。到了二月，早春的山城已经遍地绿意，他和东北籍画家张仃、作家罗烽一道启程北上了。他们是蹲过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狱的难友，很是要好。“九·一八”事变后逃出狱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张仃，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并留在延安，由毛泽东亲自介绍到鲁艺工作过一段，后又被派回内地。这次，张仃搞到一张绥蒙自治指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身份证。身材稍高的艾青乔装为高级参谋，熟悉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当秘书，罗烽自告奋勇担任勤务兵。出发前周恩来送来1000元盘缠，叮咛他们要走大路，不要抄小路，免得引起怀疑。万一被扣，立即电告郭沫若，这边可以利用《新华日报》平台，通过舆论揭露当局。一行三人登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颠簸到宝鸡，遇上了正在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夫妇，便将证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结伴同行。先坐火车到耀县，然后转乘驴车。一路经过了47次盘查，道不尽的跌宕起伏、风险迭出。“勤务兵”罗烽每到一处，便忙着搬东西、打洗脸水。他们来到耀县城外，天已擦黑。军警开箱检查，并用手电直射他们，一个个“验明正身”。进城刚在旅店睡下，又来收查证件，声称要由局长亲阅后发还。五人一夜未能合眼，四更便套好驴车，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罗烽口气很是凌厉：“一个证件审了一夜，办事如此拖沓！我们长官发脾气了，要向上峰报告。”军警慌了，只好告以实情：“局长搓了一夜麻将，我有啥办法？”赶紧将证件还给了他们。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消失在曙色之中。过了铜川，盘查更紧。还有一些可疑的人要求搭车同行。他们挑选了一位姓牛的国民党杂牌军官做伴，以为掩护，从此才稍稍安宁。熟悉之后，这位饱受嫡系部队歧视的军官还向他们倾吐对蒋委员长的不满呢。洛川、富县之间有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放眼望去，陕北高原一派萧索，三人看着这块被雨水山瀑冲刷得千疮百孔的土地，不由悲从中来——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苦难的祖国！地平线上有一个碉堡。再往前，就是边区了。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蓦地缄默了。追寻半生的旅人，来到人生的分界线，心头浮起一种庄严。没有人提议，大家不约而同下车步行，最后一次交验了证件，便大步跨进了自己的土地。不久，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滚，高声唱起了《国际歌》。艾青记不真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们却想起了他在那个年代的诗句：“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们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给太阳》）延安早已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边境上准备好了武装护送。他们却在到达边区的第一个小镇时，买了一只鸡、一点肉，以庆贺夙愿的实现。1941年3月8日，五个人终于来到了宝塔山下，张闻天和凯丰设宴洗尘。艾青被分配到边区文协，不久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还记得，动手收拾新居时，彭真跑过来说：“你要干什么，我手下有一连人，可以帮忙。”伊文思用中文说“延安！八路！”吴印咸在镜头里看到了崭新的天地声名卓著的老摄影家吴印咸是世纪同龄人，1992年我们采访他时，正好92岁。他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等许多照片和纪录片，让延安岁月在好几代人心中得以永存。老人高大、健朗，整个冬天都在北京小汤山疗养——不是因为身体，而是为了工作。住在远郊可以躲开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安静地写自己的文字，编自己的作品。说到身体，老人不无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诉我们，这是他当年夏天亲自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巅拍的。去年还上了一次泰山哩。“要问我怎样去的延安，”老人带一点笑意，“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本不想在延安长待，后来却不想离开边区了。”说来话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纷纷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著名的左翼电影家袁牧之、陈波儿、钱筱章在武汉会合了。袁牧之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爱国精神所激发，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进入敌后根据地，也缺乏必要的电影器材。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陈波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设想。周恩来非常重视，经与中央商议，亲约袁牧之面谈。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不只是一部纪录片，而且应由此着手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大家开始积极筹备起来。最重要的是业务骨干。袁牧之特邀当时在上海的吴印咸来承担。吴印咸答应了，打算拍完就回沪。同时，从香港买来了16毫米轻便摄影机和少量胶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能挤出这么一点经费谈何容易。事有凑巧，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这时也来到中国，拍摄反映全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专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伊文思的敌后之行，几次据理力争，仍不予批准。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决定将他使用的35毫米单镜头“埃姆”摄影机及一些胶片，赠送给延安的电影工作者，希望他们能够拍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资料，向国外广做宣传。出于安全的考虑，组织决定委托刚到武汉、还未引起当局注意的吴印咸出面接受这批器材。两人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点见面了，伊文思将器材交给他时，连连用中国话说：“延安！八路！”1938年8月，吴印咸随袁牧之悄悄离开武汉去了延安。本以为完成片子就能回来，走时连家人也没有告诉。10月1日，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轩辕黄帝陵正式开拍。担任主摄影的吴老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他通过高精度的镜头看到了一个和内地迥然相异的新天地。他拍下了毛泽东在延河岸边和老乡聊天，拍下了进步青年络绎不绝奔赴陕北、“双手搂定宝塔山”，拍下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与日寇的殊死肉搏，拍下了行军夜宿的战士们为了不惊扰群众，卸下门板露宿村道……一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切都和他30多年的国统区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切都集聚为这位严肃的艺术家对国家命运和人生追求的深沉思考。这次非比寻常的采访拍摄，促成了吴印咸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郑重地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要求长期在根据地待下来。此后，吴印咸成为中国革命摄影和电影事业最早的创建者之一，用大量的作品，给历史留下珍贵的纪录。《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1日14版）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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