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拿笔右手拿枪：中央红军宣传品达200多万份

编辑：admin 来源：兰越手游网 2023-05-25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洪大鹏李美皆危立平金色的号角，挺直的脊梁，勇往直前的精神闪亮在二万五千里征程上，如同点燃暗夜的火光。国画《号角》陈思瑜于淼作82年前的农历重阳夜，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从中国江西南部的于都河畔开始。对于这以后的故事，无数人津津乐道。但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支被称为中央红军的队伍携带的各类宣传品达200多万份。3个月前，当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发时，也带上了各种宣言、布告和传单共100多万份。而1年后，当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时，同样携带了160余万份宣传品……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这次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远征，将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一场盛大的宣传之旅。鼓角争鸣万里行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宣传工作的“基因”。1927年9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江西永新进行“三湾改编”时，为士兵委员会制订的5条规定中，就包括“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纪念会，形式有演说、新剧（即话剧）、京剧、双簧、跳舞、魔术等”。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遍写”二字，足以反映出红军对于撰写标语的重视。此后，标语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宣传手段。为了鼓舞官兵们多写标语，很多部队发起了写标语的竞赛。据老红军回忆，部队每到一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刷标语。红军的报纸曾做过这样的报道：“‘赤’直属队两天内共写对白军士兵的标语600余条；‘化’团机关连到宿营地天黑了，还点着火把写标语；‘山西’（红军某部代号）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其中干部写10000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央红军走上长征之路时甚至带着沉重的印刷机器。但频繁的战斗，加上连日的行军，红军必须尽可能地放弃影响行军速度的物品，以提高机动性和灵活性。此时红军的宣传工作，必须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长征路上，《红星报》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他们挑的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为了轻装，走到湖南时扔下，另外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就支起铁箱子做办公桌，常常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红星报》仍留下了很多精彩历史瞬间，使英雄的事迹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定格在人民的心中。精神火炬永不熄灭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里，长征是一场“流窜”，但事实绝非如此。四川泸定长征纪念馆收藏的这样一幅标语，常常引得人们驻足观看，忍俊不禁：“你进攻，咱后退，你是咱的运输队，要想消灭咱红军，除非咱们打瞌睡。”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红军将士的慌乱与窘迫，反而处处能感受到红军官兵对敌人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和笑对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35年夏，中央红军成功地甩掉了敌人，在通往会理的行军路上，先头部队沿途丢下了许多破草鞋。红军的宣传干部黄镇据此创作了《一串破草鞋》。在剧的结尾，红军指战员扮演的国民党将领“薛岳”“吴奇伟”各提着一串破草鞋向蒋介石汇报：“报告委员长，红军诡计多端，我们啥都没捞到，只捡了几只破草鞋！”这出戏惟妙惟肖、诙谐幽默，成为红军长征中最受欢迎的“保留剧目”之一。红四方面军在翻越党岭雪山时，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为了鼓舞官兵的意志精神，红军宣传队员边走边打快板：“党岭山，高入云，没有路，没有草，山高高不过红军的脚背，雪厚厚不过红军的双腿。同志们，快加油，翻过雪山有温泉。”红军战士虽然又饥又饿，但一听到这样的快板就精神振作，互相照顾互相鼓励翻过了雪山。标语、漫画、戏剧、快板……一旦与长征结合，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就成为嘹亮的战斗号角，成为鼓舞革命的醍醐。如果不是坚信自己正在从事着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事业，如果不是深刻地认识到坎坷的长路终会通向光明，红军将士怎么会有这样的胜利豪情，又怎会在艰苦卓绝的征程中创造出“海畔风吹冻泥裂，红旗直上天山雪”的人间奇迹！暗夜里的未来热望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遵义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那天，毛泽东、朱德、博古等领导人亲自登台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讲的全是工农翻身当家做主、分田分地、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随后的几天时间内，整个遵义成了红军标语、口号的海洋，满城都是“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的歌声。一位名叫杨和钧的侗族青年，读了红军标语后深受触动，决定追赶已经出发的红军队伍，不料消息走漏，途中被敌人杀害。乡亲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这样一首诗：“赶场天或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因为板壁上有红民的指南，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他是红军留下的标语，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对红军宣传如此深入的影响，作为对手的国民党也不得不惊叹。1935年5月14日，《云南国民日报》报道：“赤匪的宣传不能说不努力吧。看，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4天后，这张报纸又报道：共军“所到达之处，不论墙头石上，立即将反动标语用红色书写，并贴反动传单、布告。”为遏制红军宣传带来“人心归附”的影响，云南民政厅长向红军经过的地方做出指令：“顷闻凡匪经过之地方，标语甚多……应速令各县责成乡长派人随处搜寻，发现有此种标语，即予撕去或铲除洗涤，勿稍留痕迹为要。”当红军在四川南部活动时，云南军阀刘湘曾下令川南各县：凡“迹涉苛杂之一切货物过道捐及各项杂捐，立即勒令概予停收”。刘湘的此项命令并不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而是“不使匪人得所借口，用资宣传”。红军宣传的威力哪里来？说的是老百姓的心里话，革命要实现的是老百姓对未来从未有过的热望，因而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它深刻地印证了一句话，那便是：“共产党是左手拿笔、右手拿枪，才战胜敌人的。”80年后的今天，长征路上的一条条标语、一声声歌唱，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杀伐之气，而红军当年燃烧着革命激情的舆论宣传，似乎仍在历史的时空中回响。人民军队从“浴火重生”走向“红旗漫卷”，走向“强军梦”的实现，笔头和枪炮必须一同冲锋！红军将领与长征标语充满写实魔力的画笔，将斑驳墙体上那一句句鼓舞人心的豪言拉到我们眼前。80年前的那段征程，既远又近；人民军队的灵魂，亘古不变。国画《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军队》贾凤才梁川薛玉利作党和红军重视宣传工作，不仅体现在指导思想和领导方针上，而且体现在领导人的亲力亲为。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命令：“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12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为此，很多红军将领带头响应号召，或出谋划策，或指导书写，或亲自动手，留下了许多历史佳话。1935年2月16日，在川南古蔺鱼化乡房东姜青的家里，毛泽东看见板房壁上到处是红军宣传员写的标语，十分高兴。当读到一段27字的喊话词时，毛泽东见语句明白、语气平和、朗朗上口，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连连称赞：“写得好！写得好！”“长征四老”中的董必武在行军途中，脚不停，手也不停。遇到一块好墙壁，他就会打开墨盒，提起毛笔，在上面书写起标语来。朱德在寻甸县柯渡乡回辉村，看到有的战士把握民族政策不够，亲自到清真寺教堂与其教民首领及阿訇谈话，并令红五军团宣传人员在清真寺墙上写下巨幅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民）工农群众利益。”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红六军团18000余人，利用7只小船、数十只木筏，从石鼓镇木瓜寨至巨甸余化达之间的5个渡口，胜利渡过金沙江。看着这些即将踏上新征程的红军将士，贺龙幽默地感慨：“我们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万敌军的围堵，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可以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回想起在云南这一路上，除了要感谢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也不应该忘了我们的老对手刘正富，他可是一直都陪着我们啊！现在还要赶来送我们，也够辛苦了！现在我们要走了，不能当面道谢，给他留句话吧！”任弼时指着渡口边上的一块大石壁说：“就写在这儿吧！这样，他一来就看到了！传令宣传组的同志，写下标语后，即刻开拔。”当追敌刘正富旅赶到石鼓镇时，渡口已经空无一人。面对留在江边岩石上的两条标语——“接宣威，送石鼓，多谢、多谢。”“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渡，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刘正富只能气恨交加，无可奈何。长征宣传中的巾帼身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一句歌词：“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反映了旧中国的妇女生存状况，以及“解放”对于妇女的迫切性和特别意义。如今，我们看红军在长征中的文化宣传，会发现这与女性也有特别的关系。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进行的文化宣传中，有很多是专门针对女性的。比如，红军宣传队要发动广大农村妇女起来参加斗争，就编唱《妇女解放歌》，使她们受到教育，支援红军。进行“扩红”宣传时，红军宣传队就教唱《送郎当红军歌》，鼓励女性支持丈夫去当兵。在遵义，宣传队还表演了《夫妻争当红军》等街头戏，宣扬夫妻争相进步。把女性作为表现对象，也是长征文化宣传的一大特点。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红色中华》报就曾经报道过瑞金妇女为革命筹款22万两的光荣事迹。红军总政治部文化干事、画家黄镇创作的《贵州苗家女》对于女性的悲悯怜惜，最能激励革命队伍里男儿的血性和英雄情怀。女性不仅是红军宣传的对象、表现的对象，也是担负红军宣传任务的主体。她们的演出更具魅力，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欢乐，更有效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部队行至贵州，红军与群众举办篝火联欢晚会，被誉为“战地艺术家”的李伯钊不仅担任主持，还表演了红军指战员喜爱的江西山歌、福建民歌和苏联歌舞。曾经留学法国的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也演唱了法国的《马赛曲》。红军川滇黔地区游击纵队的政治宣传队长阚思颖、政治处副主任李桂红两位女干部，也是抓紧一切时机，发挥能讲、能写、能演唱的才能，做了大量的群众宣传工作，给川滇黔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人们称赞为“女红军宣传员”“红军女英雄豪杰”。“红军标语树”的时代心曲1935年5月4日，红一军团红一师进入元谋县姜驿乡一带诱敌佯渡金沙江，以掩护主力部队顺利渡江，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期间，红军深入各个村庄宣传革命精神，看到村民邓家富家门口的3棵大树十分粗壮，便在树干上分别写下了“大团结，拯救中华民族”“当红军，铲除土豪劣绅”“大中红军”3条标语。这3棵树从此被人们称为“红军标语树”。红军撤离后，邓家富冒着“通共”会被满门抄斩的危险，用泥巴把红军标语悄悄地糊起来。为防止遭人破坏，老人家还以准备建房为由，找来石块堆在树干四周。新中国成立后，红军标语才得以“重见天日”。3棵“红军标语树”虽然经过了百年变迁，但依然枝繁叶茂，就如同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血脉传承。2008年8月31日，四川攀枝花发生6.1级地震，相邻的元谋县受灾严重。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奋力救灾，才使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获得保障。今年9月17日，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在金沙江支流龙川江上形成堰塞湖，元谋县8000余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又是子弟兵冒雨救灾，亲民、爱民、为民的时代新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解放军报》2016年10月2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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